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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失败的货币战争

2015-08-09 19:20:04 博客中国

“我们失败了。”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接近尾声之际,国防部调查组少将督察曾可达在和代号为“建丰同志”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通话时,听到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作为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身心疲惫的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这句话肯定让他内心百感交集,最终结果的揭晓也给曾可达带来了真正的解脱。剧目演绎至此,权斗、反腐、谍战、学运、爱情等诸多线索已经交代完毕。剧中主角的命运,也因他们的个性和身处的组织逻辑决定——曾可达选择了自杀,梁经纶远走美国,方孟敖牺牲了爱情和个人幸福,被党组织安排继续隐蔽在特殊战线上。

至剧终,作为核心戏码的“孔雀东南飞”计划也坦露无遗。回过神来的观众发现,原来这部热播剧折射的是国民党政权在兵败大陆前,在经济领域的最后一搏——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计划及其失败。

在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人们似乎都认同,金圆券币制改革方案是个彻底的失败政策,断送了民心、葬送了政权合法性。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以1949年12月蒋介石逃离大陆为标志,一个时代结束了。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洛其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叙事不仅对当代有警示意义;人们阅读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必然受到不断更新的当下理念的影响。《北平无战事》的热播以及引发的热议,说明对于那些尘封的历史往事,人们已经不满于过去那些意识形态化的铺陈,而有了更宽泛的视角和重新挖掘的兴趣。

显然,解读1948年货币改制这样一个牵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历史大事件,《货币战争》描述的阴谋论思维自然悖谬丛生。即使是一部五十多集的冗长电视剧,也无法完整交代其中的脉络。很多深层次的背景因素无法充分展现,但聪明的编剧往往会把相关因素浓缩为一个个符号,化繁为简,给人们探索历史真相的努力提供光亮。

1948年,蒋经国发动群众,成立上海青年服务队,参与“打虎”。

电视剧中,“建丰同志”极端重视币制改革的真实历史背景是,承受着多年战争创伤的国统区经济已经满目疮痍,法定货币体系正走向崩溃。

为了营救方孟敖,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中石特意从银行金库提取10万美元,用来贿赂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通局局长徐铁英。而他在活动间歇,去茶馆点唱了一首“浮云散”,茶馆小二居然明确拒收法币,崔中石只好以美元支付。这些细节都在表明,无论是小额日常交易还是大额腐败交易,法币已经失去支付功能。

法币曾经是蒋介石政权权威的表征。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法币”。统一颁布法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刺激经济活动。但随着中日战争逐渐展开,国民党政府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却没有相应的财源支持,不断开动印钞机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必然选择。

于是一个汹涌的通货膨胀过程开始了。1937年,国民党政权法币的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45年已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战胜日本后很快内战又起,经济根本没有得到休养生息。面对经济凋敝、税源枯竭的局面,滥发货币饮鸩止渴成为被迫之选。1946年至1948年,法币发行总额居然达到了660万亿,当时流行的笑话是“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这是一场印钞机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货币战争。当然,这不是一场对等的战争,民众除了承受苦难,几乎没有太多选择。正如电视剧所展现的,作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的崔中石,虽有2000万法币的高薪,但在物价飞涨的年代仍不够养家糊口,一家四口生活十分清苦。

在真实历史场景中,那个年代的北平,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1947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反饥饿反内战成为最响亮的学生运动口号。

但是印钞机和普通民众的战争,其实没有赢家。通货膨胀不但是经济的毒药,也是政治上的自杀,伴随着法币不断贬值的是国民党的政治声誉。

为了挽回颓势,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除了在军事领域继续对抗外,冒险在货币领域推动改制,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以孔宋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集团,以党通局为代表的官僚集团,都因为既得利益,成了币制改革方案的反对方,这些叙述多少有些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与历史事实未必一致。但对这次币制改革,蒋介石面临的反对声音的确不少。

他的众多财经官僚其实都不赞成货币改革方案。中央银行前总裁张公权直言相告:必须有充分现金准备或外汇储备,若无充分现金准备,则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控制物价,使新币不贬值,方可实行。

这正是《北平无战事》这部电视剧中,以方步亭和何其沧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认为,银行没有足够准备金,也不愿意拿出物资来坚挺市场,币制改革只能是一场空谈。

但在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蒋介石必须冒险。他挑选了他所信任并支持币制改革的团队,由翁文灏、王云五等人秘密开会商讨方案。这个方案,于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令的形式正式颁布,包括《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种法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4元合美金1元。

在编剧笔下,这些史实成为驱动剧情发展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巧合的是,币制改革方案颁布的8月19日,正好是中国民间习俗的鬼节(中元节),币制改革似乎一开始就蒙上了某种阴影。

为了确保币制改革的成功,国民党当局在舆论、组织等多条战线强势推进。上海是此次币制改革关键所在,蒋介石亲自到上海给工商界训话,同时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亮相。

蒋经国为什么在此刻出任要职?通常历史解释为,这是蒋介石逐步培养接班人的政治需要。《北平无战事》的编剧通过反复渲染“建丰同志”的称谓,传递了更多的信息。蒋经国早年被送去苏联,接受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教育,对阶级斗争、辩证哲学以及苏共的组织形态都相当熟悉。回国后,蒋经国逐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比如组建铁血救国会,内部互称同志。蒋经国主政赣南时的社会经济政策,就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

因为这些独特的教育背景,蒋经国本人对囤货居奇的资产阶级深恶痛绝、对物价管控的合理性以及成功深信不疑。这种态度和认知上的高度一致,使得他成为币制改革最得力的执行者,无论是在剧本中还是史实中,都兢兢业业地投入到这场对国民党来说生死攸关的货币改制战役。

这个有着特殊政治权威而又踌躇满志的“建丰同志”,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战役中来。在电视剧中他虽然从来没有正面露脸,仅仅以浙江口音的对白和神秘的南京二号专线等行头来表明他的权威角色。但在真正的历史情景中,他在上海发表了慷慨的演讲,提出这是一场“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的“救国大任”。这种演讲即使移植到20世纪50年代的大陆政治舞台,也不会有任何违和感。

推进货币改革方案,必须要让老百姓交出真金白银,同时冻结职工薪水、严格限制物价。“都市日用品价格及劳务价格必须应照1948年8月19日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官署严格监督执行。同时为保证对物价的限制,须查验、控制货物,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为确保这些措施的落实,蒋经国在上海重拳出击,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贪污舞弊等为由,高调判决一些商人,先后下令拘捕一批经济大亨,包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但这些雷厉风行的手段,没能挽回这场新的货币战争的败局。官僚系统的腐败溃烂,加上市场本身的复杂性,很快使蒋经国在上海组建的班底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

败局很快就到来,1948年11月3日,翁文灏内阁决定总辞;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颁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准许银币流通,金圆券存款时得以金圆券同额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其比率高于3个月前政府买进的5倍。

这事实上宣告了金圆券改制的失败,人们对国民党政权金融体系信心大跌。不久后,金圆券发行限额被突破,伴随着国民党政治和军事的失败,彻底走向崩溃。

看完《北平无战事》的观众,可能会被剧情中多条线索所引导,而对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莫衷一是。不过,经历过计划经济苦难的后人,凭借常识就可以判断政策的命运。强制搜刮民众金银外币资产,通过对市场管制和价格管制来维持买卖,短期内或许能维持,但必然无法持续,短缺会成为常态,而黑市自然出现。

蒋经国日记中提到他如何商讨生油与面粉的定价,如何参加物价审议会,如何严厉扑灭黑市等。这种违背市场规律而展开的战争,足以昭示“建丰同志”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货币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

面对失败,电视剧中的“建丰同志”始终维系着权威和神秘,没有喜怒哀乐。真实的蒋经国则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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